芊眠

佳吉列夫传-尼金斯基部分

Chelsea:

以前录入的一点,因为和草莓聊到了,干脆校对注释了下搬到lof留个档。只录了这一节,书中还有零散的,没有继续。必须说本书作者利法尔对尼金的看法非常主观,这里很多只能看看。


录自《佳吉列夫传》第三部“俄罗斯芭蕾舞团”第一节“从《艺术世界》到俄罗斯芭蕾舞团”,“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主要工作者·尼金斯基”一章


原作:谢尔盖·利法尔
翻译:焦东健、董茉莉


尼金斯基 


        尼金斯基是佳吉列夫真正的自豪,真正的喜悦,而且是败兴的喜悦,他与佳吉列夫生活中最磨难的时刻密切相关。


        尼金斯基在此一年之前,即1908年,戏校毕业后来到马林斯基剧院工作,人们称他是舞蹈奇才。其实,关于非凡舞蹈家的传闻早有传播。当他还在彼得堡皇家戏校就读时,人们就传说某个飞人非凡的跳跃和旋转。佳吉列夫说服了利沃夫大公出让“瓦斯拉夫”,因为尼金斯基当时住在大公家。大公同意了。从这时起,尼金斯基便成了佳吉列夫的私有财产。


        尼金斯基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佳吉列夫那双可爱的手和他的意志。尼金斯基在佳吉列夫的手中有巨大的安全感,任何人不可能像佳吉列夫那样塑造和发挥他的舞蹈才华。或许由于他十分软弱和完全丧失意志,他根本无力与他人的意志抗衡。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佳吉列夫手中,尤其是在1911年,由于佳吉列夫,他得罪了马林斯基剧院并被迫辞职。有一次,尼金斯基在芭蕾舞剧《吉赛尔》中穿着伯努瓦为他设计的服装。这是根据佳吉列夫的建议,他希望尼金斯基的服装应符合意大利艺术家卡尔巴乔的风格。于是瓦斯拉夫没穿内裤。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与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女皇一起坐在皇帝包厢里观看演出。大公对尼金斯基不体面的服装大为不满。他在幕间休息时跑到后台并一把撕开尼金斯基的外套。幸好,尼金斯基来得及换上了《吉赛尔》第二幕的服装。此时,大公才表示非常满意。尼金斯基“不体面”的服装业被当天晚上的代经理克鲁片斯基发现,他仇视佳吉列夫。1909至1910年期间,在佳吉列夫的歌剧和芭蕾舞剧大获成功后,人们谈论佳吉列夫并把它当做皇家剧院未来的经理和院长。在克鲁片斯基看来,佳吉列夫在后台逗留时间太长并有点“多管闲事”。于是克鲁片斯基下令处罚尼金斯基。这件事似乎就此结束。但散戏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来到游艇俱乐部,包括宫廷部长弗列德利克男爵在内的其他几位大公也在场。他们在这里吃饭、喝酒,主要话题当然是“尼金斯基事件”。弗列德利克男爵立刻给克鲁片斯基打电话并令他惩罚尼金斯基。当然,克鲁片斯基非常乐意地执行了这道命令。①


        马林斯基剧院轻易地就与无与伦比的舞蹈家分手并迫使他辞职。这件事的确有些令人费解和荒诞。更奇怪的是在1914年,当法国大歌剧院院长鲁舍·扎克访问俄罗斯时,他问起为什么马林斯基剧院与尼金斯基分手。他得到的回答是,马林斯基剧院有足够的力量去珍惜每个演员,像尼金斯基这样高水平的舞蹈家“我们这里要多少有多少”。


        无论怎样,辞职后的尼金斯基与佳吉列夫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不可破。他的辞职使他完全依附于佳吉列夫,也正是他的辞职注定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将来的固定存在:现在,佳吉列夫应该建立固定的芭蕾舞团和若干剧组。②


        佳吉列夫对瓦斯拉夫关心备至,他让自己忠实的侍从瓦西里当他的贴身保镖并让他与世隔绝。1911年在伦敦的侯爵夫人,宫廷主管格蕾·利邦在英国,在俄罗斯芭蕾舞团中正好起到了法国的戈列修尔伯爵夫人在那里所起到的作用。她邀请佳吉列夫共进晚餐,同时还请了亚历山德拉女王;她让尼金斯基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样的大胆行为只适用于英国最上层社会;但不懂任何欧洲语言的尼金斯基一言不发。于是在座的人们把他当成一种未知的和神秘的东西。


        尼金斯基在他成为舞剧编导和赴美之前,与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人也几乎没有直接交往。因此,在剧团中知道他底细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人才有所了解。尼金斯基生就是一个伟大的舞蹈家,他以全身心、强烈的舞蹈欲和追求——嗅觉、感觉等体验着各种心理活动,所有这些使他在舞蹈界位于众人之上。然而,如此慷慨地赋予他舞蹈天才的大自然却没给他任何其他的天分。他既没有意志和抵抗他人影响的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创造性思维,不善于用舞蹈之外的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不具备音乐天赋。


        由于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他担任芭蕾舞教练后,他指导的排练总是一团糟。剧组的演员们深受其害。关于此事,他的固定女舞伴卡萨维娜是这样说的:“尼金斯基从未有过表达个人思想的天分,清楚的表达更谈不上。假如让他写一个带有新信仰释义的宣言,他除了讲神奇的舞步之外,哪怕是以死相逼,他也什么都写不出来。在排练中,他甚至不能向我解释,他想要我做什么。于是他采用机械方法,给你做姿势并让你模仿,有时简直难以理解。他让我把脑袋转向一侧,两手合围,犹如一个天生的歪脖子一样。假如利用符合这几个动作的知识,我肯定会轻松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完全不懂动作意义的情况下采用自己认为正常的姿势去跳,可尼金斯基则认为我不愿意服从他。作为舞台上和生活中最好的朋友,我们俩在排练中总是争吵不休。


        “其中,关于两部芭蕾舞剧,我们的争吵异常激烈。因为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只好把我要做到的所有动作都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我问他:‘往下该怎么跳?’‘您早就应该知道!’尼金斯基回答说,‘我不告诉您!’‘如果是这样,那我就不演了。’我回答说。


        “罢工两天之后,我在自己的门口发现一束鲜花。就在当天晚上,承蒙佳吉列夫从中调和,我和尼金斯基才言归于好。”


        尼金斯基是个弱智儿:佳吉列夫极力使他远离人群,远离剧组成员,以便不让任何人怀疑这张“王牌”。佳吉列夫如此用心良苦是不足为奇的。


        尼金斯基的妻子,匈牙利舞蹈家罗莫拉·尼金斯卡娅在伟大舞蹈家的自传中谈到丈夫具有令人神往和独特的音乐天赋。至于尼金斯基到底有何种音乐天赋,他的朋友斯特拉文斯基是这样说的:“他在最简单的音乐概念方面的无知是令人发指的。不幸的少年既不会识谱,也不会弹奏任何乐器。音乐对他产生的行为或者被他以枯燥无味的语句来表示,或者重复旁人的语言来表达。他没有自己的印象,当然可以怀疑它们的存在。这些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在真善美时,即便用人造视力也难以补偿。当我向他解释我作品中的结构特点和某些细节时,我立刻发现,如果不想给他解释一些最简单的音乐知识,其中包括音符、小节、速度、节拍及韵律等等,那我肯定白费劲。而接受这些概念,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实还不止如此。当他一边听音乐,一边思考舞步动作时,还得经常提醒他跟上节拍并注意音符的长短和间隔等等。这个任务使我们绝望,我们简直像乌龟一样爬行。工作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尼金斯基是自己的舞蹈增加了过度的负担和复杂化。这样,他就给表演者们造成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其原因一是由于他缺乏经验,二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任务的复杂性。”


        我重申,尼金斯基是一位少有的舞蹈家,仅此而已。而佳吉列夫想把他造就成大人物、大艺术家——演员以及创作家。他造就了一位舞蹈天才,确切地说,造就了尼金斯基的舞蹈个性并发挥了它最大的自然的舞蹈天分。但这些对佳吉列夫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怪,但尼金斯基的同代人可以证明事实的确如此。尼金斯基戏校毕业时,人们都在谈论他奇迹般的舞步及跳法,但他也给人留下了“爱唠叨和笨蛋”的印象。大家并没有期望他能做出多大贡献。“许多年过去了”,他的同班同学卡萨维娜写道,“具有神奇般预见才能的佳吉列夫向世界和演员本身展示了尼金斯基的真实面貌。在佳吉列夫法师用其魔棍点化尼金斯基之前,他曾极力想把自己锻炼成为传统型舞蹈家,这很有损于他的独创性。他少年时代的单纯而不太引人注目的面具被撕掉了,展示出他们异常的猫式灵性和不顾一切艺术程式化和讲话的爱尔菲神。”


        佳吉列夫为发展尼金斯基的舞蹈个性而赋予他许多东西,向世界展示了这位最伟大的舞蹈天才。佳吉列夫在他一人身上花费的力量之多,足够振兴整个男子舞蹈。


        为了使尼金斯基得到艺术发展,佳吉列夫带他走遍了整个意大利,参观了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所有艺术生地,听了多场音乐会,可尼金斯基还是个乐盲。佳吉列夫高大的身躯遮住了尼金斯基的视线。与这个如此独特的好人的长期交往没能给尼金斯基这个弱智儿任何东西。他只会重复别人的几句话,而且往往是用词不当。


        1911年,佳吉列夫决定把尼金斯基培养成芭蕾舞教练。他和尼金斯基坐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上。突然,佳吉列夫脑海中出现了创作造型——舞蹈《牧神的午后》。他立刻跳了起来,指着威尼斯广场两根巨大柱子之间带棱角的牧神雕像并努力启发尼金斯基。这时,尼金斯基开始嘟哝着“牧神”一词。他俩在博物馆内逗留了好几个小时,共同研究了古希腊人物造型的姿势并揣摩他们的动作。于是,在返回蒙特卡罗的路上,他们便开始了舞剧《牧神的午后》的创作。尼金斯基的第一次创作经验是极为痛苦的,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光是尼金斯基,而且还有巴克斯特和佳吉列夫本人都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证实说:“在芭蕾舞剧《牧神的午后》中,巴克斯特的参与是极为突出的;除了他为该剧设计制作的布景和华丽的服装外,就连最小的舞蹈姿势都由他指教。”


        一百多次排练中,佳吉列夫场场到席!尼金斯基单独编排了每一个小节。在每个小节之后他都转身去问佳吉列夫:


       “是这样吗,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现在这样行吗?”


        《牧神的午后》排练得十分艰苦,尼金斯基没有发现其中的任何创作素材;佳吉列夫身边的人不时地提醒他并证实尼金斯基永远也不会成为舞剧创作家。不知道是佳吉列夫出于固执,还是他不想认输,还是出于他的真实信念。次年,他正式委托尼金斯基编导两部芭蕾舞剧——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和德彪西的《游戏》。芭蕾舞剧《春之祭》终于成功了。然而,7年之后踩由马辛重新编排整理的尼金斯基首次导演的这部舞剧包含着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勒里希和剧组全体演职人员们多少辛苦啊!而《游戏》则未能上演并永远石沉大海。如果不算他在美国编排,连佳吉列夫都没有认可的斯特劳斯的《吉尔·乌林施比戈尔》,尼金斯基的“舞蹈经验”就此中止。但佳吉列夫一致认为尼金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舞蹈家,而且是伟大的创作家。关于尼金斯基,他在去世前一年这样描述:“作为舞蹈学家和舞蹈家,尼金斯基都是天才。他憎恨别人构思而让他去表演的舞蹈。除他自己之外,无论对谁而言,他在舞蹈发明方面的天分是取之不尽的。”佳吉列夫做出的唯一让步,即尼金斯基对自己而言在舞蹈发明方面并不天才。当然,尼金斯基的悲剧并不在此,而在于他的舞蹈术、他的头脑和自己的双脚相互矛盾。作为舞剧编导的尼金斯基给作为舞蹈演员的尼金斯基规定了与其舞蹈性格、特点、特别是他的跃迁技能不相适应的动作。③


        到1913年,佳吉列夫对尼金斯基开始冷淡。而在此之前,他不允许尼金斯基离开他一步,随时保护他免受外部世界的影响和侵害。后来,佳吉列夫似乎预见到这样做的危险性,仿佛预感到尼金斯基会消失并毁于这个世界!于是他放手了,而且派他去遥远的美洲旅行。这样一来,外面的世界向尼金斯基彻底敞开并击碎了他那颗从不善于抵抗的心。


        尼金斯基始终被握于他人之手:起初是罗莫拉·普尔斯卡逼他成婚,后来是我们剧组中“托尔斯泰宗教学拥护者”的张三和李四。不过,尼金斯基表现出了他对突然成婚的消极态度。婚姻已使他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尼金斯基的生活和思想可以任人摆布,任人宰割!罗莫拉·尼金斯卡娅详细讲述了她抢伟大的舞蹈家为夫的经过,还讲述了素食说教、禁欲主义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一下子向尼金斯基那不幸的头上袭来。除了她个人的意志,从她的故事中流露出艺术天才面对被芭蕾舞信徒们简化了的托尔斯泰宗教学说模式也束手无策:尼金斯基不可能战胜托尔斯泰,也不可能抵挡新学说把他抛向新的相互矛盾:怎样使这种残忍的道德学说与他的舞蹈天性相融合?如果不能不带着恐怖和不安去阅读尼金斯基关于加速他精神失常的“托尔斯泰宗教学说”,罗莫拉·尼金斯卡娅关于她抢尼金斯基为夫的故事真是令人发指。


        一个意志软弱和当时被认为没有责任能力的尼金斯基可能“背叛”佳吉列夫吗?一个极端顺从的人能“叛变”吗?尼金斯基用女士取代了自己“半个上帝”的先生。而且,这位女士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他没有把结婚的事告诉与他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佳吉列夫是从陪同尼金斯基赴南美的保镖、自己的忠实侍从瓦西里那里得知的。佳吉列夫一听说尼金斯基结婚了,他立刻开始发泄无法形容的愤怒,不可遏制的雄狮般的狂暴,他砸碎了桌椅板凳并疯狂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尼金斯基的结婚是佳吉列夫一生中忍受的最真实的痛苦和最真实的打击。面对此事,佳吉列夫疏远并冷淡了尼金斯基。这种打击与其不可挽救性向佳吉列夫表明,尼金斯基已经深深地走进他的生活和心里,要挖他出去是不可能的。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尼金斯基对他来说还如此亲切,当尼金斯基给他带来痛苦和折磨时,当他为了舞蹈和整个外部世界去死时都是如此。这种感觉一直环绕在佳吉列夫周围,他可以远离朋友,可以对他们冷淡,可以“叛变”,但某种联系却留在他的心中。因此,或早或晚,无论是把这种感觉暴露出来,还是把它深埋心里,他还会回到被他轻易抛开的那个老朋友身边。


        尼金斯基在从美洲回来前夕收到一封电报,内容如下:“俄罗斯芭蕾舞团 不再需要您。请另谋生路吧。谢尔盖·佳吉列夫。”


        他们之间发生了彻底决裂。后来,尼金斯基在战争期间被监禁在奥地利,其生活犹如在地狱一般。佳吉列夫遥视远方的尼金斯基并决定帮助他。“半个上帝”又开始在不幸的尼金斯基的某个角落继续为王。尼金斯基坚定地向妻子承认说:“我并不为我和谢尔盖·巴甫洛维奇之间的关系感到遗憾,即使它受到道德的谴责。”尼金斯基继续被原来的统治者朋友吸引着。他曾几次试图与佳吉列夫完全重新和好,可是每次都未能成功,其原因是他们之间有他的妻子罗莫拉·尼金斯卡娅。佳吉列夫四处奔波,几经周折才使尼金斯基从集中营中得以释放并转道去美国。赴美前夕,佳吉列夫友好地会见了尼金斯基夫妇并在下一个美洲演出季把剧组的领导权转交给了尼金斯基。我们知道,在尼金斯基领导下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节目排练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折磨。尽管如此,罗莫拉·尼金斯卡娅承认,剧组演职人员对尼金斯基非常礼貌:“剧组成员比以前更关心我了”,她又补充说,“无疑是佳吉列夫的命令。”就在这时,佳吉列夫向和好迈出了第一步,而尼金斯基的妻子却坚持反对佳吉列夫并向不幸的丈夫不善于抵抗的头脑灌输荒诞而不健康的思想,说佳吉列夫企图“消灭”他,还差点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谋杀他等等。


        即使这样,佳吉列夫仍然在马德里迎接了尼金斯基夫妇。罗莫拉·尼金斯卡娅也说:“佳吉列夫总给我慈父般的保护,显得愉快可亲。尼金斯基郑重地对我说:‘看见了吧,爱妻,我总是对你说,他还是我们的朋友。’”


        尼金斯基重新讲述了佳吉列夫对一个老朋友的帮助,即使婚后多年遇到了困难,他的妻子还去找佳吉列夫帮忙。


        “尼金斯基愿意干啥就干啥,只是得让佳吉列夫喜欢。签约的事只字未提。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没变。还想争论吗?他将与我进行公开的游戏。请给他个证明的机会吧。


        “佳吉列夫每天都带我们去只要能去的有趣的地方。当我在马德里逗留期间,佳吉列夫对我表示诚挚的友谊。他那令人惊奇的劝导能力不减当年。”


        尼金斯基带着一颗坦诚的心去找坦诚的佳吉列夫。然而,他们之间又有尼金斯基的妻子作梗。结果,佳吉列夫在警察的帮助下强制尼金斯基履约,没有别的办法。按照合同,佳吉列夫应与尼金斯基一起组织演出。一连几天没有出屋的尼金斯基在其“朋友们”的建议下,没有去剧院,而是收拾行李去了火车站。


        1917年在意大利的被迫演出是最后几场戏。尼金斯基参加了编导并在演出期间会见了佳吉列夫。此后不久,他独自带着剧组去了南美,又从南美去了瑞士。他的精神病发展迅速。于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很快就中断了。佳吉列夫痛苦地忍受了伟大的俄罗斯舞蹈家所遭遇的、加剧其生命恶化的以及失去恩人佳吉列夫监护的不幸。


        佳吉列夫知道自己临终前还不能接受这种不幸。他一直在想,某种冲击可能会把过去的尼金斯基还回世界,他曾多次试图引起这种冲击。我记得,那是在1924年春天,尼金斯基在其妻妹德萨·普尔斯卡的陪同下来进行舞剧《讨厌鬼》的排练。尼金斯基的出现使剧组所有演员感到压抑。他的目光使人不快:他一直呆呆地望着空中。无神而又可怕地像个一窍不通的局外人一样半微笑着。我们大家,有新演员、有当时有名的老演员,都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沉重的思索、回忆和令人痛苦的遗憾袭向大家。然后,大家竭尽力量,慢慢地、艰难地跳着自己的舞步,似乎担心由于他们的舞蹈而使尼金斯基受辱。然而,这时的他——舞蹈王子,已不是舞蹈家,他永远也不能再跳了。


        尼金斯基这样出席了在“莫加多尔”剧院的彩排,但任何冲击也没有发生。五年之后,佳吉列夫又在法国大歌剧院进行了尝试。这次尝试是在佳吉列夫去世前几个月进行的,但仍不奏效。



图为1928年利法尔在巴黎大歌剧院和尼金斯基最后的会面,从左到右依次为克列姆涅夫、伯努瓦、格里戈里耶夫、卡萨维娜、佳吉列夫、尼金斯基、利法尔


注释:


① 实际上作者后文写到,这件事的根本原因是佳吉列夫和其他艺术家走得太近,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怕他成为其他剧院的主宰,和他分庭抗礼,他们两人以此暗战,大公通过尼金打压佳吉,尼金是受牵连的。


② 关于这段,《俄罗斯芭蕾秘史》的描述相对客观一些,以下录自《俄罗斯芭蕾秘史》第八章《辉煌的时代》:


       两天后,(马林斯基)剧院领导愿意让尼金斯基回来,佳吉列夫鼓励他不理睬这个要求,借口说舞蹈家不应该在帝国剧院“平凡的”演出中分散他的才华。


        尼金斯基解除了合同,没有分文收入,自然由佳吉列夫负担支付他住房与衣物的费用,还给他零花钱和母亲的生活费。他把他安顿在英国人河滨道的公寓里。


        根据尼金斯基十年后在瑞士疗养院接受精神治疗时的说法,这件事中毫无任何浪漫的成分。


        “当我发高烧在房里卧床不起时,佳吉列夫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他意识到我的价值,担心我离开他,因为我要走,虽然那时我才二十岁。我开始害怕人生。我不愿意接受。佳吉列夫在我的床沿上坐下,坚持要求。我怕他。我害怕了,那时我接受了。”


        这样说来,佳吉列夫是个真正的魔鬼。尼金斯基在事后经常又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对他从前的导师的怨恨愈积愈深,而缄口不谈佳吉列夫深情照看他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佳吉列夫的用心是不要他的伙伴转移主要吸引力,这方面的佐证倒也是一致的,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艺术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


        他这么做的同时也把他与周围的世界隔离了。但是尼金斯基需要有人包揽一切,他没有别人保护与支持什么都不会做。他从来不生活在现实中。他只是通过舞蹈而存在,俄罗斯芭蕾舞团是他唯一的天地。


③ 虽然全文关于尼金都很主观,但是编导才华这段还是主观得让我= =关于尼金的编导才华,当代其他艺术家很多认为尼金斯基的舞蹈是他迈向芭蕾舞艺术革新之路完全独立的、勇敢的一步。他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后印象派绘画艺术新的创作发现,而其中包括最新的“左派”诗画。让·科克托,罗丹,斯特拉文斯基都盛赞过尼金的编导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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